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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人物】叶剑英（1897—1986）

    发布时间: 2014-08-14           浏览:346 次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少年时在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和东山中学读书。民国5年（1916）春随父赴南洋谋生。翌年夏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民国9年夏毕业后赴闽参加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旋随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民国10年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民国11年，任海军陆战队营长，护卫孙中山脱险，率部同叛军陈炯明部作战。同年10月赴闽担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翌年2月随军第二次入粤，参加讨伐陈炯明部。民国13年，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并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民国14年2月，随第二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所部于3月攻占梅县。他兼任梅县县长。同年4月他组建的新编团在香洲（今属珠海市）发生反革命兵变，27位官兵当场被害，他闻讯立即赶到香洲，将叛乱主谋者从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10月率新编团参加第二次东征。他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翌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民国16年初，任新编第二师代师长。同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叶毅然通电反蒋，随即赴武汉任第四军参谋长。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共”，叶剑英在大革命失败之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表明他是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正革命者。
    民国16年（1927）7月下旬，叶随第四军到九江。他得知汪精卫密谋消灭贺龙及叶挺部队的消息，冒险连夜通知他们进军南昌，并告知第四军政治部廖乾吾等离开九江，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当张发奎下令对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缴械、进行“清党”时，叶极力挽救，自荐兼任团长，将该团改名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使这支革命武装得以保存。叶剑英带领教导团南下广东后又促成第四军警卫团扩编，并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后来教导团、警卫团成为广州起义队伍的主力。同时他又向张发奎“献计”，将部队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迎击桂系军队，给广州起义创造了良好时机。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起义失败后，他潜往香港。翌年赴苏联，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
    民国19年（1930）秋，他秘密回到上海。翌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民国23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遵义会议后，任三军团参谋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其间，他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作了坚决的斗争。翌年9月，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按兵不动，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背着中央，电令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进行分裂活动和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令后，识破其阴谋，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据此迅速作出决策，确定中共中央和三军团离开巴西立即北上，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后来曾多次提到这件事，并说：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赞誉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叶任军委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民国25年（1936）7月，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后秘密赴西安与张学良进行频繁会谈。同年12月在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翌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他任总部参谋长，兼驻南京代表。南京沦陷后，先后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务委员，在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行作斗争。民国29年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队参谋长会议，叶在会上发言，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弄得蒋狼狈不堪，董必武称这次斗争是“剑公舌战群儒”。
    民国30年（1941）2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民国34年，他在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日本投降后，为制止内战，叶剑英于同年12月飞抵重庆，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协会议，进行停战谈判。翌年1月赴北平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谈判。在对广东东江纵队北上、中原新四军被围困于鄂豫边境、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安平镇等事件和恢复交通等争端中，以军调部中共代表身份，通过多次交涉谈判和发表声明，揭露美方偏袒国民党的行径，澄清事件真相，迫使美蒋作出让步。民国36年3月，叶剑英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民国37年初，他到临县纠正了当地的土改“左”倾错误。同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初，调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进行了接管工作和市政建设、恢复发展生产等工作，还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权代表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同年秋，调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旋与陈赓统率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向华南进军。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并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他领导了华南地区剿匪反特和战备工作，肃清两广境内的10多万名土匪。从1950年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中，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各项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工商业者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并领导经济建设、民主改革、广州市政建设等重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他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开拓了中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生产事业。
    1953年5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10月，调往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大”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从1958年起，还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兼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196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了军队。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面斥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其后，他在军委碰头会上，拍案怒斥江青、康生等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骨折；其间，他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再次质问康生等人，为什么乱党、乱政、乱工、乱农还嫌不够，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林彪、江青等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受到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直至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叶剑英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在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协助周恩来促成中美、中日建交。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翌年1月，与邓小平共同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复被越南侵占的岛屿。1975年1月，任国防部长。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日益猖獗。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叶剑英作为主要决策人，直接做各方面的工作，亲临第一线指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
    1977年，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81年国庆前夕，他发表谈话，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次谈话，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1982年在中共中央十二届一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以带头退位让贤。1983年2月，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位。1984年，同其他63位老同志致函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于广州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1994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叶剑英选集》，收集1937～1983年重要文章85篇。